发钱会让人不再工作吗？用世界各地的实验数据来检验

“白给钱，大家就不干活了。”这是对基本收入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也是个合理的问题。好在它可以检验：五十多年来，政府、慈善机构和研究者一直在真金白银地发钱，并测量工作因此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把主要研究排在一起：1970年代美国的负所得税实验、加拿大的Mincome、阿拉斯加的分红、伊朗的全国现金转移、对六个国家七个政府项目的再分析、芬兰、GiveDirectly在肯尼亚的长期研究、斯托克顿、OpenResearch，以及美国保障收入试点一览中的101个试点。所有数字都来自论文和官方报告，或来自我们此前关于OpenResearch和芬兰的随笔。

	工作减少	没有明确变化	工作增加
SIME/DIME（负所得税）美国，1970年代工时减少9–20%	工作减少
Mincome加拿大，1975–79年工时减少1–3%	工作减少
阿拉斯加分红美国，1982年起兼职增加		没有明确变化
伊朗现金转移2011年起女性工作增加		没有明确变化
七个政府项目六个国家没有系统性影响		没有明确变化
芬兰2017–18年第二年：多6天		没有明确变化
肯尼亚（GiveDirectly）2018年起从打工转向自营		没有明确变化
斯托克顿（SEED）2019–21年不显著		没有明确变化
OpenResearch美国，2020–23年每周少1.3小时	工作减少
有对照组的美国试点17项评估试点数	2	7	8

每个点代表一项研究对工作的主要结果。三列只表示方向，不表示大小：各研究衡量工作的单位不同（小时、天数、就业率），所以大小用文字注明。美国试点那一行的数字，是有对照组的评估分别落在各列的数量；另有一项发现人们在不同类型的工作之间转换。

把证据放在一起

读下面的内容，有一个区别很重要：“没有显著效果”不等于“没有效果”。它的意思是，领取者和对照组之间的差距相对于数据的波动太小，无法和偶然区分开。小研究可能漏掉真实的效果；大研究能排除大的效果，却排除不了小的效果。论文写明了能排除到什么程度的，我们也会说明。

1970年代：负所得税与Mincome

1968年至1980年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进行了五次负所得税实验。¹⁰负所得税并不完全是基本收入：它先保障一个最低收入，其他收入增加时再扣回一部分，这些实验中通常是每挣1美元扣约50美分。所以它们同时检验了现金和对劳动收入的高税率。

规模最大的是西雅图和丹佛的实验，约有4,800个家庭参加。按第二年衡量，与对照组相比，丈夫的工时少约9%，妻子少约20%，单身母亲少约14%。⁹丈夫的减少主要来自失业时间变长，平均多失业约2.2周；妻子和单身母亲则表现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⁹三篇综述对美国四个实验取平均，得出主要养家者的减少幅度为5%至7.9%。其中菲利普·罗宾斯（1985）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实验显示出大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证据。”¹⁰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Mincome把多芬镇设为“饱和地区”，镇上每位居民都可以申请保障。家庭从1974年底开始登记，发放一直持续到1979年。¹¹德里克·休姆和韦恩·辛普森（1993）对工作的分析发现，男性工时减少约1%，已婚女性约3%，比美国小。¹⁰Mincome更出名的是埃夫林·福吉特2011年的发现：多芬的住院率比对照组下降了8.5%；但戴维·格林2021年的再分析认为，把此前已有的趋势考虑进去后，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¹¹

近年的实验：芬兰、斯托克顿和OpenResearch

芬兰向随机选出的2,000名失业者每月发放560欧元，免税，为期两年。第一年，领取者平均工作49.64天，对照组49.25天：没有效果。⁵大致相当于第二年的一年里，领取者多工作约6天。但那一年针对失业者的“激活模式”开始实施，对两组的影响并不相同，所以第二年的差距不能全部归功于基本收入。⁶细节见我们关于芬兰的随笔。

斯托克顿的SEED每月发放500美元，为期两年。2021年的第一年报告说，领取者的全职就业率从28%升到40%，这个数字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但对这项随机试验的同行评审分析（《城市健康杂志》，2023年；领取者131人，对照组200人）发现，无论疫情前还是疫情期间，就业差异在统计上都不显著。²

萨姆·奥尔特曼资助的OpenResearch研究规模最大，测量也最细致。1,000名21至40岁的人每月领取1,000美元，为期三年；另有2,000人每月领取50美元。领取者每周工作时间比对照组少约1.3小时，就业概率低2.3个百分点，工作收入每年少约1,900美元。作者称之为5%至6%的下降，“中等程度的效果”。³两组的就业率仍然都上升了：领取者从58%到72%，对照组从59%到74%。⁴其余内容见我们关于这项研究的随笔。

美国101个试点：评估怎么说

我们的美国保障收入试点一览收录了101个项目，发放额中位数为每月500美元。其中53个有已发表的评估，34个与对照组或比较组做了比较；这34个中有18个报告了工作方面的结果。¹

8个发现工作比对照组多。在奥克兰，领取者的全职就业率从15%升到26%，对照组从14%升到18%；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领取者从36%升到40%，对照组则从30%降到28%。阿灵顿、哥伦比亚、达勒姆和丹佛报告了类似结果，巴尔的摩的领取者每月缺勤时间少约9小时。洛杉矶县面向年轻人的项目中，就业率上升7个百分点，不过作者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随现金一起提供的职业培训。¹

7个没有发现明确差异，斯托克顿也在其中。2个发现工作减少：OpenResearch，以及康普顿——在那里，原本做兼职的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全职者没有变化。还有1个是面向纽约艺术家的项目：每周用于艺术的时间多约3.9小时，其他工作少2.4小时。¹

这18项并不是分量相同的证据。很多是简短报告而非同行评审论文，样本常常只有100到200人，有的只给百分比而不说明差异是否显著，有的还附带其他服务。数一数能看出结果的范围，而不是定论。但从中看不到人们纷纷离开工作的情况。

富裕国家之外：肯尼亚、伊朗和七个项目

GiveDirectly在肯尼亚的研究，是迄今最接近长期基本收入的尝试。在44个村子里，每名成年人每天领取0.75美元，按月发放，持续12年；100个村子作为对照，另有只领两年的村子和一次性领取的村子。⁷大约两年后，家庭总工时没有下降：估计值是一个不显著的小幅增加，作者表示“可以排除大幅下降”。变化的是工作的种类：农业打工的时间减少，非农自营的时间增加，因为有人开起或扩大了小生意。村外来的打工者填补了空缺，工资随之上涨。⁷

伊朗从2011年起取消能源补贴，改为每月发放现金，覆盖7,000多万人，金额相当于人均收入中位数的28%。贾瓦德·萨利希-伊斯法哈尼和穆罕默德·莫斯塔法维-德祖伊利用各户开始领取的时间和这笔钱对他们的分量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现金转移减少了劳动供给”，女性和自营男性的工作反而增加。工作论文版本中的例外，是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较弱的年轻人。¹²

阿比吉特·班纳吉、蕾玛·汉纳、加布里埃尔·克赖因德勒和本杰明·奥尔肯重新分析了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和菲律宾七项政府现金转移随机试验的数据，结论是“没有系统性证据表明现金转移会抑制工作”，男女皆然。¹³这些是针对贫困家庭的项目，不是基本收入。

阿拉斯加：人人有份，年年都发

自1982年起，阿拉斯加的每位居民每年都从州永久基金领取一笔分红，平均每人1,495美元（2010年美元），一个家庭约3,900美元。⁸达蒙·琼斯和约安娜·马里内斯库把阿拉斯加与其他州的加权组合相比较，发现分红“对就业没有影响”，但使兼职比例上升了1.8个百分点（17%）。⁸

他们对结果的解读很谨慎。置信区间无法排除对就业的正面影响，所以多出来的兼职，既可能来自从全职转为兼职的人，也可能来自以兼职方式开始工作的人。工时减少不到每周1小时，且不显著。他们的解释是：当人人都拿到钱并在本地消费，本地服务的需求上升，抵消了少工作的倾向；事实上，面向本地顾客的行业比与外地交易的行业更能保住就业。⁸

谁减少了工作，又把时间用在了哪里

工作减少的地方，减少的是特定的人。在1970年代的实验中，减得最多的是妻子和单身母亲：她们本来工时就短，休几周就占了很大比例。¹⁰丈夫主要是两份工作之间的间隔变长了。⁹年轻人按比例减得多，但按小时算很少，官方报告指出，这并没有伴随上学时间的增加。⁹

在OpenResearch中，减少集中在30岁以下的人、单亲父母和起初家庭收入最高的人身上；30岁以上的领取者没有显著影响。⁴省下的时间主要用于休闲。论文甚至可以排除在育儿、找工作或自我提升上的时间发生微小变化，不过没有工作的时段平均长了约0.8个月。³在肯尼亚，人们从打工转向自己的生意。⁷在阿拉斯加，有些人转为兼职。⁸关于芬兰，Kela认为基本收入促进了原本就比较活跃的人的就业，却没有解决处境最困难的人的问题。⁶

观点所以，诚实的图景不是“没有人减少工作”。有些人确实减少了，每周几小时，或每年几周：大多是家庭的第二收入者和单亲父母、年轻人，以及处在两份工作之间的人。这算代价还是目的，取决于你认为这些时间应该用来做什么。

为什么试点不等于全国性的基本收入

上面几乎每项研究，都至少在四个方面与真正的基本收入不同。

持续多久。大多数是有期限的，领取者知道钱什么时候停。三年的现金和终身的发放，人们的反应可能不同。阿拉斯加的分红是永久的，但金额不大。肯尼亚的12年组是检验长期承诺的主要实验，目前公布的结果只覆盖头两年。⁷⁸

谁能领。试点只给某地的一部分人发钱。给所有人发，就会改变本地的需求、工资和物价：在肯尼亚，人们离开打工后工资上涨；在阿拉斯加，对本地经济的影响似乎抵消了对个人的影响。⁷⁸只给几百人发钱的试点看不到这一点。

谁来出钱。试点的钱来自外部。全国性的基本收入必须有人买单，主要靠税收，而对劳动收入提高税率本身也可能减少工作。负所得税实验确实每挣1美元扣回约50美分，这也是它们效果较大的原因之一；芬兰的实验则完全没有改变税制。⁶¹⁰基本收入要花多少钱，请看我们的世界地图。

研究了谁。大多数样本是低收入者，发放额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较大，反应也更大。基于加里实验的一项模拟估计，全国性项目对工作的减少只有实验的约三分之一（1.6%而不是4.5%）。¹⁰

我们还不知道的

至今还没有人真正发放过一种永久、全民、足以生活、由税收支付的基本收入，并测量它对工作的影响。现有证据只覆盖其中的一部分：永久但金额小（阿拉斯加），有钱但有期限（大多数试点），全村人人有份（肯尼亚），以及全国规模但有针对性的设计（伊朗和七个项目）。

很多试点结果依赖本人填写的调查。有了更好的数据，估计也会变化：OpenResearch的估计在2026年加入州失业保险记录后被上调。³而且，300人研究得出的“没有显著效果”，远比3,000人研究的同一句话弱。

我们能得出什么

观点五十多年来，在富国和穷国进行的实验中，没有一项研究发现发钱会让人停止工作。多数发现小幅减少或没有变化，也有研究发现工作增加。即使减少，也是每周几小时、每年几周的幅度，主要是带孩子的父母、年轻人和处在两份工作之间的人。

但这不等于“基本收入对工作没有影响”。OpenResearch和1970年代的实验测到了真实的、虽然不大的减少，这些数字理应计入任何诚实的成本估算。更好的问题不是“人们会不会不干活？”，而是“少干多少、谁少干、值不值得？”前两个问题，数据可以回答；第三个，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判断。